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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火较高且在一本批次中招生谁来种地?豫南、湘西山区耕地抛荒比近1/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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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 发布于:2017-07-21 13: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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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来种地,是一个大的问题。
根据7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的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》(2017),占农民工总量49.7%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且早已习惯城镇生活,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。再加上务农收益较低和耕地细碎化,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抛荒,在河南南部、湖南西部的山区耕地抛荒比例接近1/4.
21世纪报道记者获悉,在农村种地养活自己很难,挣钱更难。原因是,像一亩稻谷和小麦毛去掉成本后的纯收入不会超过1000元,10亩收入不会超过1万元,但是如果到工厂做工的话,每月两三千的收入,则每年有数万元的收入。这是农村很多居民愿意将土地流转,然后进厂打工的原因。
报告指出,因为种地收入低,农村的土地大量被转包,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,截止2016年底,发生流转耕地面积占比为35%,全国超过1/3的耕地发生了流转。
当前土地流转存在两个增加,一是承包权不发生变更的流转在增加,二是突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限制的流转在增加。转包、出租和股份合作三种流转形式的土地承包权都不发生变化,2015年河北等7省总体来看,三种形式合计占比86.22%,到2016年小幅增加到86.38%,即超过85%的流转耕地在流转时承包权不发生变化。在"三权分置"框架下,这三种形式都可以归类为"经营权"的流转。
在那些由村外户籍经营主体经营的流转土地中,有16%的土地是被本乡镇外的经营主体经营,其他84%由本乡其他村的经营主体耕种。河北等7省总体来看,2015年所有流转土地中有61.71%的土地签订了流转合同,到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65.78%。
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》(2017)总报告指出,除了上述谁来种地的问题需要解决外,当前农村还有其他七大挑战。
这七大挑战是:
一、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。2005-2015年,中国三种粮食每亩总成本平均每年上涨9.7%,其中人工成本年均上涨11.0%,土地成本年均上涨13.5%,均远高于同期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(4.4%)和谷物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(4.8%)。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、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,损害了农业竞争力。
二、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。自2011年以来,大中型农机具数量和机械作业费增速"双回落",而且近年来小型拖拉机的绝对数量连续减少。这意味着,中国大中型农机具数量正在趋于饱和,农机作业市场竞争日益充分,农业机械化面临转型压力。
三、农业规模经营面临巨大挑战。2015年底,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数量仍然多达2.1亿户,占全部农户的79.6%。2016年全国土地流转面积为4.71亿亩,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为35.1%,仅比上年提高1.8个百分点,远低于2012~2014年4个百分点以上的年均增速,一些农民想出租土地却没人承接。
四、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。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而且农业经营效益进入下行通道,农民增收的务农、务工这两大传统动力有所减弱,加上财产性收入短期难以有明显增加(2016年仅占2.2%),依靠转移净收入来支撑农民收入增长也不太现实,农民增收难度日益加大。
五、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。当前农村居民点空闲和闲置用地面积约多达3000万亩。2000年-2011年,在全国农村人口减少1.33亿人的情况下,农村居民点用地反而增加了3045万亩。而且,每年因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而新增农村闲置住房5.94亿平方米、折合市场价值约4000亿元。
六、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。不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落后的生产方式,比如化肥、农药、农膜的过量使用,再加上全国每年38亿吨的畜禽粪污产生量,导致中国的农业面源污染十分严重。而且,近年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。
七、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。农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要求创新乡村治理机制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与"村两委"的关系亟待理顺。乡村治理机制如何适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、农村社区化的值得注意。
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》(2017)总报告认为,新时期,加快农村全面转型,必须全面激活要素、市场和主体,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,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,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和新动能。然而,受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,在加快农村全面转型、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过程中,目前仍存在一些思想认识、体制机制、法律法规和政策障碍。
具体来看,在思想认识方面,一是担心农民离农退地会影响社会稳定,二是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误解,三是误将土地流转等同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,四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认识有待深化,五是对工商资本下乡的认识存在偏颇。
在体制机制方面,一是各项改革分头管理、条块推进的方式,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效果;二是农村改革的连贯性、系统性不足,增加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难度,三是改革的行政性较强且容错机制不健全,束缚了基层创新的积极性。在法律法规方面,一方面是有些禁止性规定已经不合时宜,亟待修改,另一方面是一些指导性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,仍需健全。在政策方面,主要是现行的一些政策实际上限制了农村资源资产的流动性,束缚了农村内生活力的发挥。
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》(2017)总报告认为,新阶段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和新动能,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,需要重点做好五大方面的工作:
一、提高农村资源资产的流动性,探索农村土地国家收储制度。包括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承包地、宅基地以及其他资源资产的市场化退出机制;扩大农村土地转让的市场半径,在条件允许的部分地区,尝试农村资源资产跨集体转让;探索农村土地的国家赎买收储制度,将农村土地性质转变为国有等。
二、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,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。包括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;赋予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更多权利权能;协同推进各种集体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;多种方式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;做好有关改革发展的配套保障工作等。
三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,保障农村发展全面转型。首先要强化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的作用;其次应提高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稳定性;再次是加快创新农业规模经营实现方式;最后要引导小农生产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。
四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提高农业竞争力和经营效益。这要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、提升农产品品质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等方面发力。
五、完善支持保护政策,促进农业农村持续稳定发展。一方面要创新财政支农方式,另一方要健全农业保险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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